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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面前總是笑意盈盈的86歲老人，很難想象他的童年如此顛沛流離。

　　彭士祿的父親是曾被毛主席譽為“中國農民運動大王”的彭湃，他領導創建了全國第一個蘇維埃工農政權，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農民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后因被叛徒出賣，犧牲時年僅33歲。彭士祿的母親蔡素屏也是一位革命家。三歲喪母、四歲喪父使年少的彭士祿對于雙親沒有更多的印象，記憶最深的就是“父親是個大人物，全家都要為他隱姓埋名。”在雙親犧牲后，彭士祿為了躲避國民黨的“斬草除根”，被輾轉送到二十多戶百姓家里寄養，“我是吃百家飯、穿百家衣、姓百家姓長大的。”彭士祿回憶說，那段時間“見到年紀大的就喊爸爸媽媽，年紀小的就喊哥哥姐姐”。

　　1933年，由于叛徒出賣，8歲得彭士祿被國民黨政府作為“小政治犯”抓捕入獄，先后被押入潮安縣監獄、汕頭石炮臺監獄、廣州感化院，1935年他被短暫釋放后再度被捕。但慶幸的是，這次他被愛國民主人士陳卓凡營救，此后，彭士祿跟隨祖母，在圣約瑟英文書院讀小學。

　　童年的坎坷經歷，使少年彭士祿并不開朗，“小時候我很內向，不會說話，語文成績不好”，但天生的聰穎讓他的學習成績十分出色，五年級時，他考了全年級的總分第一，但是語文卻不及格，校長拿著成績單大呼，這樣的學生真是前所未見。

　　也許是骨子里的革命血液，讓年僅十二歲的彭士祿獨自尋找并加入了革命隊伍，直到1940年，周恩來總理才找到了彭士祿，15歲的彭士祿才被送往延安學習生活。

　　核潛艇——沒用外國的一顆螺絲

　　彭士祿是我國第一任核潛艇總設計師，主持了核動力裝置的擴大初步設計和施工設計，解決了重大技術關鍵，核潛艇研制生產中的許多重大問題都是由他拍板決定的。但當記者提到“潛艇核動力之父”的字眼時，彭士祿卻連連擺手“‘潛艇核動力之父’這個名號不該安在我頭上，應該給周總理、聶元帥。”“我就是一個螺絲釘。”

　　1951年，彭士祿被派往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學習化工機械，成績十分優異。1956年的一天，當時正在蘇聯訪問的國防部副部長陳賡將他召到大使館，并告訴他，中央已經決定，選一批留學生改行學習原子能核動力專業，并問他：“你愿意改行嗎？”彭士祿堅定地回答：“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愿意。”自此之后，核動力事業便成為了他的“第一夫人”，和他結下了不解之緣。

　　中國的第一代常規潛艇都是由蘇方提供圖紙、設備、材料，甚至專家督導的，后來由于中蘇關系破裂，蘇方拒絕提供任何資料。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毅然決定“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1962年，彭士祿開始主持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前期開發。當時，中國在核潛艇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識近乎為零，建造人員有學化工的、有學電的、有儀表的，但大多數人不懂核，搞核潛艇全靠“自教自學”。這樣的情況下，無論在設計還是建造過程中，技術方面的激烈爭論就成了家常便飯。彭士祿回憶當年時說，“當時各種爭論實在太多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常常對研制人員說，不要吵，做實驗，用實驗結果來說話。根據實驗結果我來簽字，我負責！”而也因為他的辦事果決、敢于負責、敢于拍板，得到了整個團隊的愛戴，彭士祿被同事親切稱為“彭大膽”、“彭拍板”。原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總工程師黃士鑒也表示，他最佩服這位老領導，“他做事從來都是親力親為，晚上最晚關燈睡覺。在決策中就是用數據說話，從事業出發，不考慮個人利益，不推諉責任。跟他干活，心里非常爽快。”

　　在我國核潛艇事業熱火朝天的時候，“文革”開始了。1966年，工廠和科研單位相繼陷入混亂，核潛艇研制工作面臨中斷的危險。1967年8月，聶榮臻元帥簽字，中央軍委發出“特別公函”：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沖擊研究生產現場，不得以任何借口停工、停產，必須保質保量按時完成任務。彭士祿上任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基地副總工程師、技術總負責人。核潛艇研制開始恢復。彭士祿在記者面前多次感嘆，“核潛艇能搞成功，主要是周總理和聶元帥的工作做得好啊！”

　　為了祖國的第一艘核潛艇，彭士祿將家庭、親人、病痛都深深藏在了心底。

　　雖然試驗在周總理等的關懷下順利進行，但“四人幫”卻不肯放過彭士祿一家。他的父親彭湃被捏造材料打成“大叛徒”；他96歲高齡的祖母，為中國革命事業獻出6個兒子、兒媳的老人被投入監獄；他的親弟弟彭洪被迫害致死；他的堂弟被“造反派”割下頭顱懸在海豐城頭示眾……

　　他的妻子患有風濕性心臟病，但為了支持他工作，來到常年潮濕的山溝；8歲女兒突患肝炎，夫婦倆卻不能守護；10歲的兒子一個人洗澡，不慎被碎玻璃扎腳，縫了11針，至今大腳趾不能自由彎曲……

　　在一次現場調試時，劇烈的胃疼讓他汗濕了全身，醫生診斷為急性胃穿孔。在工地現場的手術中，醫生還心疼地發現，他的胃上已有一個穿孔后自愈的傷疤。彭士祿的胃在這次手術中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1970年8月30日18時30分，指揮長何謙噙著熱淚宣布：核潛艇主機達到滿功率轉數，相應反應堆功率達99%。1971年，核潛艇首航。彭士祿和他的同事們用6年得心血和智慧鑄就了一段從無到有的核動力傳奇，為中國人揚眉吐氣。1979年，彭士祿被任命為中國第一任核潛艇總設計師。

　　核電站——股份制、招投標

　　彭士祿在同事的眼中是個非常有前瞻性的人。原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總工程師黃士鑒這樣形容彭士祿：“他做的事當時都很少有人做，但經過一段時間后，大家就非常佩服他能有這樣的想法和魄力。”

　　繼秦山核電站之后，我國啟動了大亞灣核電站建設項目。大亞灣項目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后第一大項目，價值20億美金，彭士祿被任命為該項目總指揮。在大亞灣項目中，彭士祿很早就提出了“時間就是金錢”的理念；并驗算了法國核電的主要參數；特別強調要嚴格貫徹落實三大控制——質量控制、進度控制、投資控制。這套管理思路在中國核電站建設中得到了廣泛應用。

　　1986年，彭士祿調任核工業部副部長，負責秦山二期籌建工作。項目建設中，彭士祿堅持實行董事會制度。當時我國《公司法》還未出臺，他說服安徽省、浙江省、江蘇省和上海市一起投資，后來，中國核工業總公司、華東電力公司與這三省一市共同出資，成立了核電秦山聯營有限公司。他被任命為秦山二期董事長，這個董事會的運作規范，為項目后來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彭士祿也是將招投標制度引入核電工程的第一人。“在大部分人還習慣在計劃經濟的時候，作為一個部級領導，能堅持招投標這樣的理念確實需要勇氣。”中核集團科技委常委張祿慶回憶說，當時雖然遇到了很大阻力，但因為彭士祿的堅持，最后秦山二期的設備訂貨、設計工程全部實行了招投標制。而歷史證明，工程招投標趨勢是一種必然，彭士祿又走在了前面。

　　人生如酒 越品越香

　　雖然已經86歲了，但彭士祿在記者們面前的答問卻很有邏輯、思路清晰。聊起他的夫人，他深情地表示：“謝謝瑪莎（夫人留蘇時的俄文名字）給我的愛。”當他回憶和瑪莎的初次相見，笑意就一直掛在嘴邊。“在蘇聯學習時，有新同學過來，作為團支部書記，我就去接他們，而瑪莎就在其中，我對瑪莎一見傾心，就開始主動追求了。”談到現在的家庭生活，他又表現出孩子般的調皮：“我在家只能排老六。老婆排第一、女兒第二、外孫女第三、保姆第四、女婿第五，護工第七。”后來，張祿慶告訴我們，彭士祿現和女兒一家住在一起，而他也將平時照顧他的保姆和護工夫婦當成親人，所以才會有了這樣的家庭順序。

　　在彭士祿家的小區，鄰居們經常能看到彭士祿這對老夫婦的身影，他們至今還經常在附近的酒館買一瓶啤酒小酌。很多住戶都不知道，原來這位為人爽朗、愛好煙酒的老人竟然是共和國的大功臣。雖然愛喝酒，但他卻從沒因酒誤事。黃士鑒回憶說，“以前彭士祿幾乎三頓飯都要有酒，因為怕影響工作，就把早上的酒戒掉了。一次中午飲完酒下午有些犯困，他就決定中午也不再喝酒了。”

　　采訪臨近尾聲，有記者問他自認為最大的貢獻是什么，他笑稱，“一輩子對國家最大的貢獻是買煙酒茶時交的稅。”而此時，我腦中卻回想到他的另一句話：“我只是祖國的一顆螺絲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