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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1日，廣州南沙。

    國內三大動力裝備供貨商之一東方電氣設在這里的大型核電設備制造基地（東方重機），為福清核電站2號機組承制的巨型蒸汽發生器已經完工，正裝箱發貨；跟這個龐然大物同時發出的，還有一套被稱為“合格性文件”的全過程制造記錄，裝了滿滿一卡車。

    這不是一個特例。

    事實上，對核電設備而言，合格性文件就是它的“身份證”。大到反應堆壓力容器、穩壓器、主泵，小到一個封頭、一支螺栓、一顆螺絲釘，在它們成為產品的每一節點，都有詳盡的記錄，以保證其制造全過程都可追溯；這份記錄跟隨它們出廠、安裝、運行，直到其壽命終結。

    常常有這樣的情形，發出的貨本身只裝了一小箱，而跟隨它的“合格性文件”卻得用汽車才能拉走。在核電業界，這樣的“小題大做”，這樣的“大費周章”，都是必須、必行、必然。

    什么是核安全？核安全是一種什么樣的安全？這些或許可作答案。

    搞核能的特別辛苦，因為必須從頭到尾暴露在“陽光”之下

    過程控制是核安全質保體系的精髓所在。

    核安全跟其他生產安全最大的區別是什么？多位核電業界人士在被問到這一問題時，不約而同地道出了“過程控制”——在其他工業領域，雖然也有流水線上的抽查、檢測之類，但只有終端檢查是“要命”的：一次合格率當然越高越好，但最終產品合格就“一好百好”；核電則不然，項目論證、設計、施工建造、設備研制、運行……所有環節都被置于嚴密的安全監控之下，而且對項目、對業主，每一環節都生死攸關。

    北京北郊，被稱為“200號”的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昌平基地，我國核能人才的“搖籃”，也是新一代高溫氣冷堆10兆瓦實驗堆的站址所在。

    “核能從頭腦里的一個想法變成現實”，其間要經過多少道安全審查，每一道審查都意味著什么，“這么多年都是被審查對象”的張作義院長“深知它的厲害”。

    用他的話來講：“搞核能的特別辛苦，因為必須從頭到尾暴露在陽光之下。”“陽光”指的就是核安全局監管。

    核安全局代表國家，保護公眾利益。“對他而言，我不管你反應堆建成建不成，什么時候建成，我的責任是保護公眾。”所以在業界看來，“跟核安全局沒有道理可講，因為他做事很簡單，他所做每一件事，都有一本厚厚的法規作依據，而這些法規是從美國、從全世界吸納過來的”。我們國家在管理上完全跟國際接軌，最早是核安全監管。整個系統，從法規，到審查步驟、所用標準，全部向美國核管會看齊。

    核安全監管厲害在哪？

    所謂“過程控制”，就是除了“頭腦里的那個想法”之外，涵蓋付諸實施的所有環節。從選廠址開始，到開工、設備安裝調試、裝核燃料……直到商業運行，“每一階段都來審查，每一段審查都超過一年，都是幾百個人圍著你提問，每次提的問題都超過1000個”。

    張作義舉例說，這次高溫堆安全許可證審查時，核安全局一共提了2000多個問題。而且，“問題沒有任何邊界，他可以隨便亂問，但你回答問題就不能隨便亂說了”——必須書面回答，而且得有實驗數據驗證。“回答他一個問題，比我們寫篇論文發表在國際刊物上還要費勁。”

    張作義形象地比喻，這樣的監管，等于你每天做什么都得告訴他，你家進多少錢、出多少錢、買什么都得告訴他；你家所有大的活動他都在場，隨時可以住在你家，事先并不通知你。“從開堆，到作一個什么小的改動，都要書面申請。”如果不申請被抓到了，對不起，吊銷你的執照。

    按照這一套來執行，說“核安全臻于工業安全的頂尖級別”，毫不為過。但它同時帶來高昂的監督成本，需要大量人、財、物和時間投入。鑒于核電特殊性，不得不然，世界各國概莫能外。

    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核安全文化”

    跟這套幾乎“蠻不講理”的監管相適應，在核電業界，“核安全文化”被最廣泛地提及并系統性執行。

    核安全文化，由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之后提出。說它是文化，因為它在強制性介入的基本面之外，還有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特性。而且，跟我們所習以為常的許多傳統做法格格不入，自成體系。

    比如，今年2月在杭州召開的“三代核電AP/CAP合格供應商年會”上，有專家提到我們工業體制內“樣機做得很好，一批量化就完蛋”的弊端，是跟傳統文化中程序缺失、隨意性強密不可分的。

    核安全文化講究“凡事都不能變通”。東方重機有“四個凡事”，東方重機副總經理唐偉解釋：凡事有章可循，即一切按章程辦，毫無商量余地；凡事有據可查，即每一環節都有記錄，全過程都可追溯；凡事有人負責，一個人可以管幾件事，但決不可幾個人管一件事；凡事有人監督，在自律的基礎上，一切行為都是受監督、可控的。在中廣核大亞灣核電基地，“一切按程序辦事”“一次把事情做好”，已經成為企業基因，深入每一員工的骨髓。“安全永遠置于最高優先位置，這一地位不受生產進度和經濟效益的制約和影響。”中廣核副總經理鄭東山如是說。

    核安全文化，已經造就了對核安全唯一性、特殊性的“敬畏”，對核安全程序無條件的“順從”，在不確定時立即停止的“質疑”，以及一系列“嚴格到苛刻、細化到極致”的質量管控做法。這些，在中核、中廣核、中電投三大核電業主，在國內所有在役、在建核電站，在所有核電供應商，都可以時時、處處看到。

    這些，也保證了迄今為止我國核電運營的高水準。統計顯示，截至去年年底，中核集團所屬核電廠已有近70堆年的安全運行業績，處于國際中上水平；其多項指標達到或超過世界核運營者協會（WANO）公布指標，居國際先進水平。而中廣核大亞灣核電基地2011年與WANO的9項關鍵指標比對，在運機組在總共45項指標中有28項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其中1號機組9項全部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在法國電力公司（EDF）舉辦的歷屆國際64臺同類型核電機組安全業績挑戰賽中，大亞灣已累計獲27項次第一名，2011年度再獲“能力因子”和“核安全/自動停堆”?兩項最關鍵指標第一。

    核安全可被知：公眾的“定心丸”

    業界孜孜以求、把安全做到極致，但公眾對核能不了解、不理解，甚至“恐核”的，仍有相當大比重。尤其是在日本福島核事故之后，反核的聲音更易引發社會共鳴，“核電不受待見”已成業內共同的心痛。中國核電健康發展，首先要過公眾心理關口。

    多位業內人士在接受采訪時坦承，“公眾心理關難過”，責任不能完全推給大眾無知，這也決非一般意義上的核電科普所能解決。

    要讓公眾在福島事故的痛定思痛之后坦然接受核電，首要一點，核電本身必須是安全的，這一點，業界已經做到優秀；但這種最高級別的安全在業界之外被知道多少呢？業內人士被問到這里，很少有人有底氣說“足夠”。可見，當前困擾中國核電的最大問題，不在核電本身是否安全，而在于這種安全在多大程度上被公眾知曉。

    事實上，三大業主都有做得相當漂亮的核科普讀本，國內核電基地的“公眾開放日”活動一直以來也從未間斷，公眾被反復告知“核電是安全的”。但核安全是一種被監管到“毫無隱私”的安全，是一種做到極致的安全，這在業界習以為常，但在業界之外，幾乎無人知曉。核安全必須是可被知的，這，才是公眾的“定心丸”。